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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/性/化/教/育/行/业/领/跑/者
2025/09/08
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，其资源配置格局深刻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。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指出“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统筹推进育人方式、办学模式、管理体制、保障机制改革，优化高等教育布局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。” 2025年1月19日，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正式发布，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提供了清晰而具体的方向指引。当前，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呈现“东密西疏”的显著特征，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聚集了全国近半数“双一流”高校，而中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长期短缺。这种失衡不仅制约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，更成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桎梏。如何优化布局、激活资源效能，是当前亟需破解的命题。
当前，我国本科院校分布整体呈“西低东高”特征（见图1），东部沿海省份拥有的本科院校数量远高于西部地区。2024年，江苏、广东、山东、北京和湖北的高校数量均超过65所，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。相较而言，海南、宁夏、青海和西藏位于最后四位，本科院校数量远低于全国其他省市区。
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规模持续扩大。1991—2023年，我国普通高校总招生数、毕业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从62万人、61.4万人、204.4万人增加到1042.22万人、1047.03万人和3775.01万人。空间分布上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在校生规模整体均呈现“东部高、西部低”的空间分布特征（见图2），招生人数规模较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江苏、山东、河南和广东，招生人数规模较小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。
我国高等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步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由1991年的100.89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284.3万人。从空间分布来看，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规模空间分布整体呈现“东高西低”的特征（见图3）。东部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相对丰富。中部地区河南省与湖北省的师资与科研人员规模较多，其余省份则较少。与东中部相比，西部的教师资源与科研人员规模匮乏，尤其是高质量的教师与科研人员资源更为稀缺。
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费用总投入持续增加，从1991年的731.50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61329.14亿元，年均增长速度14.84%。生均教育经费由1991年的38788元增长到2022年的167593元，增长近3.31倍。分省份看，2021年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，位居前四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、江苏、山东和浙江，河南、四川、河北和湖南位于第二梯队；其余省份经费投入均低于2000亿元，其中，青海和宁夏为307亿元和284亿元，位于后两位（见图4）。
从现状分析可知，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面临极大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。以“双一流”为例，根据2022年双一流建设名单显示（见图5），全国147所入选院校呈现三阶梯度分布特征。第一梯度以京苏沪为核心，三省市合计拥有65所一流院校，占比达44.2%，其中北京市以34所的绝对优势形成单极突出格局。第二梯度包含12个省份，均仅有1所院校入围，主要分布于西北、西南等欠发达地区。第三梯度则呈现出明显的城市群差异：京津冀、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占据总量52.3%，而长江中游、成渝等新兴城市群优质高教资源占比不足8%。这种空间失衡格局与胡焕庸线呈现显著耦合性。西部地区虽地域面积占全国71%，但一流院校数量仅有28所；东北地区作为传统工业基地，其11所一流院校数量与区域产业转型需求形成鲜明反差。这种东强西弱、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，不仅加剧了区域发展鸿沟，更导致中西部地区面临高层次人才持续外流的虹吸效应。
全国范围内，师资科研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，但师资科研规模的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。根据图6显示，2021、2010年核密度曲线有右拖尾现象，部分省市师资科研规模显著高于其他省市；2021年主峰相较2010年，高度上升且宽度变小，省市师资科研规模的离散程度呈现下降趋势，各省市的绝对差异正在逐渐缩小。四大地区层面，师资科研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，东部、西部地区空间极化现象较为突出，中部地区空间极化现象有弱化趋势，东北地区空间差异性也逐渐缩小但师资科研规模明显下降。具体来看，四大地区层面，中部、东北地区核密度曲线整体左移，大部分省市师资科研规模下降；西部地区有双峰现象且间距大，东部地区有双峰迹象，中部地区由双峰变为单峰，表明西部地区省市两极分化突出、区域内差异化程度增加，中部地区极化现象趋于弱化、区域内差异化程度降低；中部地区右拖尾明显，部分省市师资科研规模显著高于同一区域其他省市；东北地区主峰高度上升且宽度变小，师资科研规模离散程度下降、绝对差异缩小。
当前高校发展与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错位。一方面，高校发展与国家发展理念结合不紧密。一些高校仍有贪大求全的思想，“赶热门”“赶浪潮”“抓热点”“贴标签”现象普遍存在，热衷于规模做大，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不合理，类同现象较为突出，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。另一方面，一些高校在办学定位、学科设置方面过度追求布局的全面性，与本地产业规划、历史文化结合不充分，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不紧密。本地学科建设不足以支撑产业前瞻性规划布局。部分高校在学科设置方面一成不变、思想固化，未能统筹考虑本地产业发展与演变趋势，忽视了产业规划的动态变化，导致学科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严重，不仅与其他地区高校在学科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同质化问题，而且缺少可与本地新兴产业对接的一级学科，难以支撑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。
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布点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存在显著脱节。首先，我国资源集中与区域劳动力失衡并存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城市群，而河北、河南等劳动力产出大省却面临优质高教资源稀缺的困境。其次，课程体系滞后于产业迭代。部分高校办学条件不足，教学停留在知识传授初级阶段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，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。最后，学科设置机制僵化。一些高校未落实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，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未充分考察现实需求和发展前景，导致毕业生供给能力与企业人才诉求存在脱节，知识“划科而治”、单一学科培养能力不足、交叉学科师资队伍匮乏等问题普遍存在，致使学科布点调整面临较大实施障碍，并引发低素养毕业生过剩问题。
立足国家战略需求，科学规划布局高等教育资源，用好高等研究院、部省合建、招生计划等战略工具，一体推进补短板、强弱项、提质量，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。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以数字化、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手段，全面科学整体构建现代化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体系；深入研究不同城市群区域优势、资源禀赋和特殊需求，加强全局性谋划、战略性布局、整体性推进，强化体系建设、制度建设、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，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，提高培养质量；依靠各城市群高校整体性、协调性、灵活性特点，实现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合作共赢。
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，精准投放国家战略亟须领域与区域。一是强化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。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西安、成都等国家级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为基点，构建高等教育资源的密集高地，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、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坚实支撑。二是精心布局辐射带动层。以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长江中下游、关中、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，形成层次分明、相互支撑的高等教育资源圈层，加大对外围地区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。三是建立健全高效的政策协调发展机制，打造信息共享平台，完善人才流动机制。
持续优化“双一流”学校及学科评价体系，需结合学校的区位特点、学科发展方向和侧重点等因素，实施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评估机制。一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评估体系。在传统的科研成果指标外，还应引入更为全面的评价维度，如教学质量、毕业生就业率、社会服务贡献等，以全面反映高校的综合实力与社会责任。二是针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侧重点不同，构建差异化的评估标准，以能够更精准地反映各学科的真实发展状况。三是加大国际合作项目数量、海外学术交流频率相关指标的评价权重。四是开展过程性评估，通过定期考核高校的发展进展、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，及时调整政策和资源分配，确保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持续改进与高效执行。
加强对学科建设的宏观指导，结合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特色，制定差异化的学科建设规划，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，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及区域协调发展。一是在设置学科专业时，应摒弃“大而全”的传统思维，追求“精而特”的发展路径。紧密结合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趋势，确保学科专业设置的前瞻性与实用性。同时，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与资源优势，实行差异化发展，形成各具特色的学科专业集群。二是深化产学研用融合，构建协同创新生态。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，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。通过引入行业资源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、共建研发平台等方式，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。同时，鼓励和支持校企合作，通过“订单班”人才培养、“实训基地共建”等模式，扩大技能人才供给，助力地方产业发展。三是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，定期对现有学科专业进行评估与审视，及时调整专业以适应市场需求专业，保持学科专业的活力与竞争力，确保高等教育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。
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载体，中外合作办学在推动中外教育资源融合与创新、革新办学体制、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应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未来产业布局，调整学科设置，构建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机制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超前布局未来急需学科专业，培养能够应对国际竞争并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专门人才。紧密跟踪国家战略目标和全球科技变革趋势，及时对教学内容予以调整，灵活设置学科和项目类别，实时增强项目建设的匹配度。在合作领域层面，加强在人工智能、芯片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对接合作，打破学科限制壁垒，统筹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体式支撑。
